无处安放的旧物
——关于熊王星、熊建华的联合项目暨“闪回·橱窗计划”第十回
家电进入中国家庭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那个时代享有优渥生活的重要象征。收音机作为彼时家庭里唯一的电子产品，在不依赖电网和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简单的设备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早年收音机多依赖进口，我国自主研发的半导体收音机直到1958年才得以面世。同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为收音机赋予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性和革命精神。
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才陆续在中国家庭普及开来，家庭成员和邻里围坐观看电视节目的画面至今存留在很多人脑海里。那时家用电器通常只有基础功能，甚至很多时候都伴随某种功能障碍，需要不断拍打或者微调来获取稳定信号，这种微秒的手感也被长辈以代际相传的方式传授给晚辈。由于物资匮乏，文化生活较为单一，家电在家庭里具有很强的集体属性，它们塑造共同的声音空间，也成为联结家庭成员和邻里的重要媒介。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熊建华自幼患上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萎缩，他后来成为一名残疾运动员，多次在全国及省市级残运会上获得举重金牌。退役后他开设照相馆维生，家传的旧物和收集来的旧家电成为照相馆里最早的拍摄道具。但旧物收集很快发展为一种收藏狂热，并塑造了他人生的另一面，也塑造了他的家庭。
熊建华的旧物收藏始于八十年代初，这些物件包括收音机、收录机、黑白电视机、闹钟座钟、书刊报刊、昆明老街物件、石器、通讯设备、铁皮箱包、生活用品等等。这些物件大多是从别处回购，也有不少源于朋友捐赠。慢慢的，熊建华这里就成了一座微型的旧物博物馆。
不同于专业电器收藏聚焦技术史、设计史，熊建华的收藏多是基于个人志趣，数量庞大、品类复杂，它们大多是改革开放之前生活中的稀缺物。这些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以及文艺刊物极大丰富了熊建华的精神世界。对于不能像常人那样轻易参与到文化生活现场的熊建华而言，这些收集来的物件构建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
随着照相馆的迁移和关闭，熊建华收藏的旧物很快蔓延到家庭空间。熊建华的儿子熊王星回忆道：“那些旧物从一个房间码放到另一个房间，我们收拾了整整一个暑假，把一个小房子堆的严严实实。本来属于我们的卧室都塞满了旧物，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客厅也被柜子包围，柜顶也都见缝插针塞得满满当当，每个角落都收拾的紧紧凑凑。从那时起，家里就有收不完的东西，总是在辗转腾挪，每次回家都有东西要塞到一个缝里。”
这里，旧物收藏发展出两面性：一面是关于电器发展和历史记忆的文化收藏，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另一面则源于个人内心对精神世界的渴望，通过对文化产品无以复加的回收，最终演变为一种囤积。当物件囤积到一定程度，就构成了“物的叙事”，时代的记忆、人与物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强化。
收藏通常将物视为文化资本，而囤积源于匮乏记忆，如珍贵的电器、报刊，有限的粮票和可被重复使用的空瓶子等等。囤积者通过保留物件，维持与逝者、童年或理想化过去的连接。每一件被保留的物，都可能是一段未完成的故事，一次未被承认的失去，或一个对未来世界的防御姿态，形如一座文化堡垒。
作为父亲的熊建华曾寄希望于这些稀缺的旧物成为熊王星的儿时玩具，能被后来成为艺术家的熊王星创作中使用。于是有了此次“橱窗计划”的初衷——将那些堆积如山的旧物从家庭空间中腾挪出来，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公之于众。这些充满温度和记忆的电器或将重新唤起大家对过往的怀念，唤起大家对家电发展史的兴趣。这些物件是过去几十年经济腾飞、技术进步宏大叙事的注脚，是集体生活的象征。对于熊家而言，更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家庭记忆，家庭空间里如何“长出了旧物”，直到“爬满”房间的每个角落，成为“无处安放”的精神实体。因此这里呈现的不只是庞大的老式家电本身，也是从熊家被释放出来的庞大的空间实体。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智能电子设备高度普及的今天，它们为人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更加原子化的个体：人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屏幕设备，人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自媒体内容，人人都能享有属于自己的信息茧房。电子产品塑造超强个体，也让人成为漂移的孤岛。而人与人真实的相聚，则成为这个时代另一种稀缺物。
罗菲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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